王嘉鹏 / 文

在当代非虚构类英语作家中，何伟（Peter Hessler）被评价为是最善于写中国的人之一。他的《江城》（River Town）、《甲骨》（Oracle Bones）和《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被冠名为“中国三部曲”，获得广泛赞誉。

《寻路中国》和《江城》的中文版都已经先后出版，并颇为热销。不过由于题材敏感，《甲骨》想要和大陆读者见面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可惜啊，小编个人认为《甲骨》才是三本中最精彩的……） 

离开中国后，何伟近几年正在埃及的阿拜多斯（Abydos）生活和工作。他在中国的接任者欧逸文（Evan Osnos）则正以另一种风格和才能，继续讲述中国故事。

下面这篇何伟专访文章是在2011年写成的，好在里面的大多数内容都还没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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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中国》中文版

在2010年出版的纪实作品《寻路中国》中，美国记者兼作家何伟这样描写两个温州老板设计新厂房的场景：

用了23分钟，两个人设计出了一间办公室、一条过道、三个给经理们住的房间。然后，他们走上顶楼继续规划：两间浴室、一间厨房、九间工人宿舍，花了14分钟。把整个工厂从头到尾设计好，一共用去一小时零四分钟。高老板把设计草图递给了包工头。包工头则问他，工程估价什么时候要。

“今天下午？”高老板说。

包工头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3点48分。

用一支笔和一张皱巴巴的纸，抽了两轮烟，二人就完成了一座厂房的设计，甚至连尺子都没有用。书中没有“惊讶”二字，但作者的惊异之情贯注其中。

 这是何伟在十年内出版的第三本关于中国的书，此前的《江城》和《甲骨》均反响不俗。这三本书被称为“中国三部曲”，它们在美国的书店被归类为旅游书籍，却被书评家们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严肃作品，是英语读者了解中国的必读书。

 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2011年3月，记者在香港的一座公寓楼与何伟碰面，他穿着深色运动衫，领口别着一支笔，口袋里则放着一沓纸片。一旁的婴儿车里坐着他九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漂亮的眼珠冲着陌生人好奇地转着。“我41岁才有了孩子，不过对于干记者这行的人来说，也算正常吧。”他调侃道。

1996年，何伟以志愿者身份来到中国，在四川省涪陵市（1997年改为重庆市涪陵区）一所师范学校教了两年英语。2001年，他依据这段经历写成《江城》。

▲1996年，在涪陵生活的何伟

 何伟说，他的中文水平、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认识，都是在这两年里取得了突破：“这段经历对我在中国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随后他开始了驻华记者生涯，先是作为自由撰稿人向多家英文报刊供稿，2000年成为《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的驻华记者。

 与多数记者每日辛勤发稿的状态不同，何伟在《纽约客》只需每年交出四到六篇特写，就能获得不错的收入。财务自由给了他充分的工作自由：他可以详细地搜集资料，可以策划长途旅行，甚至到一个陌生的地区住上一段时间。《纽约客》一直以高质量的写作著称，这也与何伟写书的欲望十分契合。

 又经过多年取材和积累，何伟完成了第二本书——《甲骨》。这一次，他的笔法更加娴熟，细节更为精致准确，内容广度也大为扩张：从安阳殷墟到深圳工厂，从“文革”往事到乡村选举，从反美游行到民族问题，从历史文化到政治经济，无不穿插其中，结构新颖，文思飞扬。

▲《甲骨》英文版封面

 而到了第三本书——《寻路中国》，何伟把故事集中在自驾出行经历上。书中的他是一个考取了中国驾照、经验足够丰富的外国旅行者，他对中国高速公路和汽车数量的迅猛增长印象深刻，对交通发展、汽车普及给偏远地区带来的变化感到惊奇。

 事实上，在读过三本书的中国读者里，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感想：这位美国作家比很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中国太大了，在我所专注调研和写作的某一部分上，我可能比读者知道得多一些。”何伟说，“我的三本书都是为英语读者而写。不过，中国读者能有共鸣，我当然也很高兴。”

 人们期待何伟把他的中国故事继续写下去，何伟却觉得自己越来越难找到灵感，“中国还在飞速地变化，有太多东西值得写。不过，我已经太熟悉这里的生活，这里的一切。这对写作很不利，我必须要离开一阵。”

 因此何伟决定前往中东地区，开始新的体验。他说自己和中国只是暂时告别：“我希望将来能一次次地回来，搞不好还会再来定居吧。”

（注：何伟去中东后不久就遇上了阿拉伯之春和埃及政局动荡，是不是说明他有神奇的嗅觉呢……）

 是谁在推动中国前行？

 能用普通话交流，能读写汉字，能考取中国驾照然后驱车数千里，能熟练地向陌生人递烟来打开局面——记者所知道的何伟已经是个标准的“中国通”。但何伟始终不打算让自己真正融入中国社会。他认为，自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观察者，有了身份上的疏离感，自己的记录与思考才显得真实而有趣。

 “中国三部曲”中充满了生动的细节和精到的评论。有些令人见字如画，有些则值得仔细咀嚼。在《江城》中，涪陵居民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和何伟身为“老外”的荒诞经历令人忍俊不禁。之后的两本书里，精彩段落也随处可见：

 ┃ 从北京到安阳，也就是从现代中国的首都到中国古文明的摇篮，火车要开上六个小时，列车窗前的风景像墙纸图样般重复着：一个农夫，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子；一个农夫，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子。（《甲骨》）

┃ From Beijing to Anyang – from the modern capital to the city know as a cradle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 it takes six hours by train. Sitting by the window, there are moments when a numbness sets in, and the scenery seems as patterned as wallpaper: a peasant, a field, a road, a village; a peasant, a field, a road, a village.

 ┃ 人人都知道改革年代的基本原则：事后得到原谅总比事前得到批准要容易。（《寻路中国》）

┃ Everybody knew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Reform years: It’s easier to ask forgiveness than permission.

 他的书中，经常每几页就有一处亮眼内容。无论是叙事节奏，还是信手拈来的幽默，都处理得相当“舒服”。

 何伟出身书香门第，父母分别是社会学教授和历史教师，文学品味自然是他的长处。在《甲骨》末尾，他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段诗歌作为连接英语读者和中国文化的红线——这段诗的中文译者是著名翻译家赵萝蕤，她的丈夫陈梦家是著名的甲骨文研究者，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也正应和了书名。读完此结尾，联想到这对伉俪的人生故事和中国历史的沉浮，令人不由抚书怅然。

 在文学性之外，何伟同样十分注意作品作为新闻报道的属性。在三本书中，每一部分的开始均是一幅标明相关地点的地图。附录里，何伟详细地列出人物、地名和其他事物的索引，引文和数字的来源。正文中，对读者可能感到陌生的事物，他也不吝笔墨介绍阐释。2007年，何伟已经完成了《寻路中国》的取材。随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整理笔记资料，组织写作思路，才最终成书。

 依何伟的经验，最好的新闻取材方式莫过于“静静地看着”。在《寻路中国》中描写温州老板设计厂房的部分，老板和包工头等人忙碌不停，何伟自己则不见丝毫踪影——他正忙于记下时间、对话和行动，既不提问，也不插话。

 为了写工厂的故事，从2005年7月起的两年内，何伟每个月都开车到浙江丽水，住上五到八天，在周边取材，总共用去超过100天。

▲用租来的车，何伟游历中国南北多个地方进行取材

何伟明白，要达到目的，自己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中国人不会轻易向你讲故事，这不像在美国，一个普通人可能第一次见面就把什么都告诉你了。”他回忆说，他曾与一位工厂技术员聊了三四次，多是拉家常，没什么特别的话题；然后，这位中年汉子突然开始向何伟讲起一桩关于技术窃密的往事。何伟随后一路追查下去，写成了《寻路中国》中颇为重要的部分。

 “我很喜欢处在基层的中国人，也很享受跟他们的交流。一开始，他们会对我的外国面孔很好奇、很警惕，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把我当做一个普通朋友，向我敞开他们的生活。”

 相反地，何伟发觉很难从城市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取材：“他们了解得更多，想得也更多。可是，我和他们交流所得到的东西，总觉得缺乏写出来的意义。”

 何伟的书中更多地描写乡镇居民、农民工、小商贩等人物，少见政经界重要人士或“城市精英”阶层。何伟解释说，这并不是刻意选择，“自从在涪陵教英语以来，我对这个阶层的中国人一直有着更好的了解，顺其自然地就会多和他们接触。我不能计划一切，也不想计划，只是四处行走，看看我会被带到怎样的故事中去。”

 何伟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顺其自然的写作让他接触到中国近年来发展的核心人群：“在我看来，正是我所写的这群人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他们人数众多，教育程度不高，没有信仰，却对改善自己的生活有着无比的热情，他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却能用别的方法找到自己向上的道路。”

 何伟的夫人张彤禾（Leslie T.Chang）是美籍华人，曾任《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2004年，她辞去工作，花三年时间调查东莞打工妹的生活，随后出版了《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一书。两人的作品，似乎遥相呼应，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普通人在高速发展下的成就与辛酸。

 “不过，在接下来的十年，推动中国的可能会是另一股力量了。”何伟这样描述自己的预感，因为他看得出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边缘。“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并不多，可现在中国有多少大学生啊！这可能就是变化的一大来源。”不过何伟担心教育体系的不足会成为中国转型的障碍，他也把对此的观察写入了《寻路中国》。

 虽然已经离开中国，何伟并不打算停止对中国的关注。在与记者交谈的最后，他突然问起“裸官”一词的意思，然后，从领口取下笔，从口袋里掏出纸片，记下了这两个汉字并标上了注解，喃喃道：“唔，非常有趣。”

▲采访结束后，记者以权谋私地求了签名。作为“中国通”，何伟可谓是“听说读写”俱佳

 （作者为财新记者）

 原载于财新《中国改革》杂志 2011年第5期《美国记者何伟的“中国三部曲”》（点击可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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