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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4

【旁观者】习近平,毛泽东:寻求中国“有用的历史”

习近平,毛泽东:寻求中国“有用的历史

 

葛维宝 / 文

说明:葛维宝(Paul Gewirtz)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波特·斯图尔特宪法讲席教授和耶鲁法学院中国中心主任。

 

自从建国以来,美国显然有理由为其取得的伟大成就骄傲,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屡屡需要面对其历史上复杂的道德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宪法原初文本对奴隶制罪恶的接受,以及数以百万美国奴隶的苦难直到1860年代才被一场残酷的内战所结束这一事实。当今的中国同样也在经历着一次对历史的评估,而12月底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官方活动便非常耐人寻味,恰恰体现了中国对其“有用的历史“的探寻,即,中国如何利用对历史的表述来服务于国家未来的宏大目标,以及中共如何利用“有用的历史”来维持其统治地位。

习近平论毛泽东:历史的重释和情境

有关中国新任最高领袖习近平对毛泽东的真正推崇程度,各界已有不少猜测。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他在1949年统一了分裂的中国,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充满了严重的政策性灾难,这一状况直到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扭转。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在此期间死于饥馑、迫害或是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习近平的父亲曾任副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毛的清除、流放、以至最终监禁。习近平在任职省委书记期间实施的政策及其新任国家级领导人期间所作的早期决定显然不会为毛泽东首肯。但还是有人猜测习实属“新毛派”(neo-Maoist):习在讲话中不时引用毛泽东思想,他探访毛泽东的足迹,并致力于毛泽东“群众路线”的观点的复兴。就连为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举办高规格的盛大纪念本身,也被部分人认为体现了习近平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当今中国的“左派”推崇利用毛泽东思想的复兴来抵制“资本主义”走向,对抗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加深的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复兴“红色文化”。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另一派观点则认为除非作为“偶像”的毛泽东被推翻,中国社会无法取得进步。

在这种争议激烈的背景之下,习近平在12月16日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讲话,这篇具有高度深意讲话是毛泽东120周年纪念活动的核心。习近平的讲话澄清了若干疑问:在习执政期间不会推行毛泽东思想的复兴;薄熙来倒台前重庆的“唱红”运动不会向全国推行;中国的新领导层不会讳言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同时,习近平的讲话也显示了中共作为执政党,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在当代历史上的位置,毛泽东思想遗产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利用党的历史塑造党的未来等方面仍旧未达成共识——而中共的至高双重目的,是为了在维持执政党权威的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有关“伟大复兴”的历史则需要追溯到毛泽东之前的更早的时代。
   

国际报刊称习的讲话为机敏的政治平衡。但这种政治博克视角的评论忽视了习近平讲话的思想深度。习近平的讲话固然是一种政治表演,而非个人自白或学术演讲。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和宣传形式,他的讲话中固然充满了中共的政治术语和修辞。但这一切并不降低这一讲话的重要性。当讲稿中的每一用词显然均经过起草者的精心选择,以确保某些要点的传达或避免某些观点的表述的情况下,对讲话文本进行仔细研读会让人有所彻悟。习讲话的深度体现在他对毛泽东的实质性评价以及他进行评价的方式。在这两个方面,习大量引用两份此前的中共党内文件,但同时又对其作出微妙的修正。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邓小平和毛泽东去世后的新的领导班子首次对毛的“严重错误”做出正式评述。另一文件则是1993年时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但习近平为毛泽东思想打上了鲜明的痕迹,以支持务实和透明的国家治理方式。他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定性为、且更重要的是局限于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某一具体阶段。

习在讲话之始即将毛泽东称为“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这一高度评价奠定了讲话的基调。但毛泽东只是民族英雄中的“一位”,而非至高的英雄。“潮流前列”的比喻将毛定位于某一特定早期的某一进步潮流。 这一潮流已经退下, 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同样进步的潮流。习重复了邓小平在1981年《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成就的表述,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重复《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更加具体的、“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的评价。

习近平对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的评价基本复述了江泽民1993年《讲话》: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习在《讲话》中对于上述贡献进行了抽象的概括,却没有提及毛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式。

上述是习近平对毛泽东成就的评估。习近平对于毛泽东在思想领域贡献的评论,体现于以下两点表述:中国共产党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中共党员要“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何谓“永远”?显然,习近平要求“永远高举”的只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而习提到“活的灵魂”这几个字,重复了1981年《决议》的同样字眼,体现的恰是对毛泽东原旨的偏离。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并不等同于毛泽东的原旨,正如法律的“精神”标志着与法律“文字”的不同。尽管“活的”可以表示“延续”的意思,但它亦可能隐含着类似于美国宪法研讨中“活的宪法”的涵义。而“活的宪法”传达的恰是一种不同于“原旨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即认为宪法文本应具有伴随具体环境而变化的动态语意。

毛泽东思想中有哪些实质内容可以被“动态性解释”呢?习近平的讲话没有讨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经济政策或政体结构的具体内容,而在1981年《决议》和江泽民1993年讲话中,这些思想的诸多具体方面则被仔细讨论并称颂。习近平《讲话》中强调的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都是关于国家治理方法,而非具体政策。习近平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的描述尽管采用了中共特有的措辞,但三者均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良好的国家治理方式。

“实事求是”意味着实用主义和总结经验。对很多西方人而言,“群众路线”似乎来自冷酷的专制思维。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的红卫兵挥舞的“红宝书”中,有关群众路线章节中所强调的依然是常规的理念,如听取群众意见,不要认为自己比群众更了解群众自身的利益和需求等。习近平对于群众路线的解释体现了温和统治意念:“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要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 习近平对于群众路线解读包含了相当民主的措辞,既不来自于“红宝书”, 也不曾在1981年《决议》或江泽民1993年讲话中出现。在习的表述中,群众路线意味着“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当然,习近平对群众路线的定义并未接纳哪怕最轻微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但至少在思想层面,习近平运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支持了向民众负责、提高透明度和回应性等具有民主意味的政策。[i] 关于独立自主,习近平则指出中国应“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总体而言,习近平将“毛泽东思想”转化上升为新世纪现实的国家治理思路。

在总结了毛泽东的成就和思想贡献之后,习近平对毛泽东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评价。尽管毛泽东被称为是“伟大人物”,且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将永存,习强调说,“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些表述在1981年《决议》以来就已被标准化。在《决议》发布后不久,邓小平提出了对毛泽东著名的“七三开”的评价。与1981年《决议》的表述类似,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的是文革的错误,但避免明确谈及毛泽东在文革前灾难性的政策错误,诸如导致数以百万计人口死亡的“大跃进”。当今的中国要求日本充分承认其对中国多年来所犯骇人罪行的主张是非常正当的,但中国自己却不能坦率的承认中共和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可怕行径。

如果说习近平对于毛泽东的“功过并存”的结论并非全新,他对于毛泽东的特点及其特定历史环境的评述则新鲜并值得回味。习近平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人生活在具体时空条件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相比于1981年《决议》以及江泽民1993年讲话,习近平更加强调来自民众对毛泽东的评价,而非仅仅来自党员干部的评价。将毛泽东“不是神”和”是人”进行对照是贯穿习近平讲话中的典型修辞方式。他列举了一系列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采取的态度,并对“不能”采取的态度进行二元对照,指出既不能“过度”美化,也“不能”过度贬低毛泽东。

·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习近平在上述表述中致力于平衡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区分对毛泽东的批评和否定。习近平的表述显然表明允许继续对毛泽东错误作出公开批评,但拒绝全面否定毛。

·          “(我们)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在此处习近平区分了个人责任和历史环境,宣称毛泽东的功绩和失误皆为历史条件和个人行为的共同产物。这一区分进一步支持了他对毛泽东既不应被无限称颂也不应无限谴责的结论。习近平对于历史环境的强调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对于毛泽东功过的争论。习近平似乎在说,毛泽东生活在特定的历史舞台,而所有的领袖都会受到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

·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是习近平讲话中最值得注意的表述,即“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比。“尽管他们(革命领袖)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 习近平对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指出早期的中共的领导人并没有指导其创业的“先例”,并启用了代表了他典型风格的如下比喻:“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在这些段讲话中,习近平以不同的措辞,重新阐述了他在2013年1月5日发表的另一篇讲话中运用的 “不能”对比修辞:“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种“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比,实际上是为拒绝复兴毛泽东思想奠定基础:毛泽东的政策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尽管时代因素可以为其提供辩护或解释,但在当今的中国,毛的政策显然缺乏正当理由。

上述段落,特别是讲话中重复运用的比喻修辞方式,赋予了习对毛泽东的评价的有力的平衡感。每段中反复出现的两端词语之间相互平衡的措辞,以及习不再重复传统的对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评价,都体现了习较之于邓小平的“三七开”更为低调的评价。

习近平讲话的最后三分之一是对中国未来的论述,与毛泽东毫无关系。这部分讲话表明,习近平讲话的目的是将毛泽东及中共的历史与习对于中国未来的雄心接轨。习近平至少有这种暗示,即,仅对毛泽东重新进行评估并承认他所犯的严重错误,并不足以让中共获得广泛的公信力和执政党权威。中共的最佳出路在于提出关于未来的宏大目标和理想,重新激发起源于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宏伟命题。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我们的先辈们为实现这个梦想付出了巨大努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用中国的过去、现况和未来编织了一幅恢宏的思想画卷:“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习近平的演讲体现了现任中国政府的奠基性雄心和热望。他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注重毛泽东思想任何形式的复兴。他所寻求复兴目标则更加宏大,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之前的伟大根植于中国更早期的历史。通过对“伟大复兴”的论述,习近平指出对中国“有用的历史”并不来源于对毛泽东和中共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内的功过进行简单筛选。

习近平强调了本届政府为实现其远大抱负所推行的两项作宏观政策:(1)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指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2)“认真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危及中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毒瘤”。 如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习近平指出目前中共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不足(其中特别强调了腐败,奢侈和所谓的“形式主义”问题)。但他并没有提及中共专制制度的错误和问题,而正是这类问题不断遭到国内外人士的批评,也正是这类问题无疑导致毛泽东的“错误”无法被抑制。习近平讲话的目的并非为中共及其政策作出全面辩护,而是通过对党的历史进行“有用”的编织来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寻求中国“有用的历史”

 

一国的历史并不局限于它的过去。在纷繁的历史事件之上,当今世人必须有选择地描述历史。尽管在对历史的描述中难以避免选择和塑造,但两者皆有其功用。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有用”,而且也都被 “用于” 试图塑造未来。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在他的杰作《寻找有用的历史》一文中,描述了年轻的美国在建国早期如何寻求“有用历史”。他强调由于当时建国历史简短,所以“有用的历史”中往往不乏编织成分。当时的美国人民需要通过历史确定自身的身份与理想,分辨英雄和敌人,并明确奋斗的目标。康马杰描述了美国人如何通过对历史的选择和夸张为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百年编织了“有用的历史”。如今,中国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其认知自身“有用的历史”的能力。

正如在本文开头所述,就像1978年后的中国不得不正视毛泽东及其“遗产”的阴暗面一样,我们美国人也不得不面对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以及1787年宪法原初文本中保护奴隶制等重大问题。我们对“开国之父”进行了修正和重释,但并没有抛弃他们的思想。林肯总统在批评美国宪法和最高法院对于奴隶制的保护时,追溯到宪法之前起草的的、更“有用“的1776年《独立宣言》, 因其坚信“人人生而平等”的意念。在美国内战结束后,虽然奴隶制已被废除,“法律平等保护”的保证也庄严地载入宪法修正案,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种族压迫依然存在。20世纪的民权主义者通过追溯美国内战的“有用”目的,回顾“平等保护”的宪法理想及林肯在美国历史上的典范地位,推进更为广泛的平等。他们并没有挑战美国的价值观;相反,他们启用历史上对美国价值观“有用”的表述,将民权运动上升到实现美国最崇高和最具有深意的目标的高度,使民权运动取得了较大成功。

1987年,美国庆祝宪法的两百周年诞辰。而这一庆祝本身意味着我们美国人也必须面对我国宪法历史中复杂的一面,即,奴隶制及对非裔美国人不公待遇所带来的邪恶与痛苦。即便如此,美国宪法的伟大功绩,及其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具生命力的民主国家的基石的事实,依旧获得了普遍的敬意。美国人没有否定建国先贤以及存在谬误的宪法。相反,我们推崇开国之父的贡献,认可美国通过战争以及对宪法的修正和重新解释所带来的巨大进步。我们也意识到,当今全社会对“有用”的美国历史不断进行构建和重新构建会有助于美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每个国家都在其延绵不断的历史长河中寻求建构和重构其“有用”的历史。就当今的中国而言,这一任务至关重要,涉及多个层面,也困难重重。中国的历史极其漫长复杂。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刻意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新起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与“老的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立。当然,这一努力并没有成功。毛泽东不出乎预料地效仿中国历史统治者的众多权术,并有选择地强调中国历史上的具体人物、事件和治国方式,以有助于其界定及塑造他自己所构想的中国的“现代”和“未来”。

正如本文所示,毛泽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无法回避对毛泽东进行重构和重估。(中国领导人似乎还没有做好重新评价六四的准备,但他们几乎注定必须在某个或某些时刻作出这些评价) 。毛泽东的哪一面最能服务于中共和全中国呢?中国现任领导人坚信毛泽东既不能被神化,也不能被妖魔化。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两种评价皆缺乏事实依据, 更因为这两种评估对中共缺乏利用价值。惟有正视和承认毛泽东的“严重错误”,才可能为当今的政策提供正当理由。但与此同时,中国现任领导人亦坚信对毛的成就的肯定有助于中共执政党权威的确立和当今政策的巩固。因此,习近平讲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构建毛泽东最“有用”的一面。

习近平同时也宣布了他对中国“伟大复兴”更宽泛的设想。这一设想不仅需要对未来的“中国梦”进行展望,也需对毛泽东之前更久远的中国辉煌历史进行追溯。只有中国历史早期的“辉煌”才有可能被“复兴”,而这一“辉煌”不能凭空创造,也不可能来自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历史。

让我们思考两个中国目前面临的与历史息息相关的紧迫问题,二者均要求中国必须决定如何解释和利用历史。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发展过程中价值观的来源。当今的中国崇尚赚钱价值与利己的物质成功,两者皆为中国国民多年来欲求而不得的。但除了个人物质主义之外,一个国家还需要其他价值观以保持国家的团结和美好。在中国这些价值观将不断从何而来呢?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似乎已不再是中国社会道德价值的来源。事实上,就连何谓中共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明确的答案。中国显然不具备等同于美国社会对宪法作为不断的价值观源泉的类似宗教的公民价值观。中国也不存在强有力的正统宗教传统作为价值观来源。紧密的家庭结构曾一度是中国价值观代代相传的主要途径,但伴随着中国社会自由度和流动性的提高,这些结构也已经被弱化。

中国能够依靠什么样的精神财富为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不断的源泉呢?儒家传统是一个可能的答案。但中共早已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帝王统治的基础和维护等级制度的思想体系而加以排斥。近年来,中共为儒家思想的复兴曾做过尝试,但这一做法未能获得领导层的大力支持。(数年前,孔子的巨大塑像曾一度引人瞩目地突现在天安门广场,但仅仅数月之后其又被突然移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儒家思想是否能成为中国“有用”的历史以及“有用”的程度有多高。儒家思想是否可通过某种形式复兴及重构(即,进行部分创新)成为”有用”的历史,为当代中国的价值观提供源泉?中国领导人如果不能选定某种”有用“的历史作为社会价值观的源泉,其应对手段就只能像诸如胡锦涛对中国人提出的 “八荣八耻”的道德要求一样,虽不象摩西在西奈山顶发布上帝的十诫,但如同一位自我任命的预言者在位于北京的政府大院底层发表自己制定的戒律——可以理解,但让人不禁叹然。

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关系。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观察世界的眼光基于残暴的“百年国耻”,其强烈程度很少为外人理解。从1840年代直至1940年代,中国饱受了西方列强和日本的蹂躏。习近平所期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要重归饱受“百年国耻”之前中国一度拥有的辉煌。在某些意义上,铭记这段历史对中国具有强大的解放力量,也使其变得坚强。“永不重复”一词在很多民族中都能够引起共鸣。其他国家在处理和中国关系时必须明白,他们行为不管是否有意,都可能会被中国理解为试图重复和继续曾经对中国的羞辱和压迫。

最近特别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关系。中日两国有关东海少数岛屿的边界纠纷自然引发了围绕领土主权和稀缺资源使用方面不小的争端。但无疑,中国参与这场争端背后的一个强大动因是对日本在历史上屡次入侵和霸占中国领土以及中日战争期间日军暴行的记忆。中国深深受此历史记忆影响,而且认定日本并没有充分的承认其侵略历史或充分为此赔罪(而日本事实上也未做到)。但与此同时,如果中国始终通过“百年国耻”的角度观察世界,其自身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因为这样容易导致过度敏感和过激反应,从而弱化中国获得不久的应有的大国自信——大国地位同样意味着具有达成相互妥协和推进国家间共同利益的能力。过度沉湎于屈辱的历史可能会成为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的新来源。

简言之,建立现代中国工程的一大任务就是构建和重构其具“有用“的历史,即能够最佳服务于实现未来目标的历史解读方式。习近平12月26日对毛泽东的评价就代表了这一努力,但仅仅是部分努力,也许最终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努力。

 

作者附注:

·在他讲话的后文中, 习近平指出要“继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他在其他场合讲话所指出,目前的运动集中于“清除四风”,即:“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目前的运动中,要求部分干部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这似乎回到了毛泽东时代最为激进的做法,即,要求干部公开坦白他们的错误。当然,目前的运动较之于毛泽东时代而言显得更加温和,似乎没有带来同样的恐惧。

 

·感谢Jeremy Daum, Julian Gewirtz, Su Lin Han, 黄岳, Raymond Lu, and Graham Webster的意见和帮助。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www.gov.cn/ldhd/2013-12/26/content_25549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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