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 

杨楚 / 文

1964年8月，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做出了上面这段著名的历史论断。39年后，这段话中的“纸老虎”成为了法国作家奥里维埃•罗兰（Olivier Rolin）小说的名字。

只是，当他决定用这个红色词汇命名自己的小说时，形容的对象不是“反动派”，而是他和他曾经的战友，那些参与过“五月风暴”的法国左翼青年们。


▲ 奥里维埃•罗兰乘坐上海地铁16号线

“我们那时候做事凶猛，很多人害怕我们，甚至政府也怕我们。我们以为自己代表着未来，但实际上我们很幼稚，我们人数不多，一脑袋极为简单的想法，追逐的其实是一些幻想。”

上世纪60年代，两大阵营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然而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至少在一大部分青年人中间，共产主义却看来更有魅力，特别是在法国。他们信奉这种或者那种共产主义——古巴、卡斯特罗、英雄切•格瓦拉、中国、托洛斯基，也有信奉苏联，但数量并不多。罗兰所在的“无产阶级左翼组织”信奉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很大程度上受了席卷中国的那场红色浪潮的感召。

“我们那时认为中国在继续被苏联人抛弃的革命路线。我们想像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很有无政府主义味道的……我们以为，这个革命意味着给“人民群众”去监督领导的可能，让群众可以自由地在社会的各个水平上批评领导，让领导在需要的时候向群众做汇报。那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直接民主！”

然而，这都只是想象中的文革，或者宣传建构的。他们从未想这场革命带来的混乱、过激、不公正，和对历史遗产的破坏，或者从不愿意去想。罗兰说，“政治激情本身就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精神上拒绝所有的怀疑。法国有句成语这么说，‘不想听的人是最大的聋子’。”


▲ 2014年1月10日，广州方所书店。罗兰在《纸老虎》读者见面会现场。

在当时，罗兰和他的战友们就处在这样的狂热之中。他们认真学习了红卫兵们人手一本的“红宝书”，相信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相信“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正义的未来，相信“革命的暴风骤雨地带”将最终包围帝国主义的大城市。在小说《纸老虎》中，他引用了《毛主席语录》中的不少句子，比如“解剖麻雀”、“孺子牛”、更不用说这部小说的名字本身。

说毛是他们的精神偶像并不过分。在罗兰的小说中，《东方红》的歌声多次出现，人们甚至在逃避追捕的路上都在唱这首歌。罗兰不仅用法语写出他熟悉的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还用斜体汉语拼音标出了“Dong-fan-ang hong, tai-yan-ang sheng”的读音。从这段拼音的节奏感，可以想象他对这首歌有多么烂熟于心。

70年代初，罗兰所在左翼组织的成员受邀来到北京参加代表大会，和来自乌拉圭、比利时、法国的左翼组织一起，“代表世界人民”支持中国路线，反对苏联路线。得知这一消息时，罗兰兴奋地几乎晕倒过去。但在访问过中国之后，他却“很失望”，因为中国和想象中的似乎并不一样。这个真实情节也被安在了《纸老虎》主人公安杰罗身上：

“大会之后，大家都站在台阶上排成行照相。第一排都是穿着毛氏服装的人，每人手里一本小红书——那时候简称PLR，满脸做着最傻的笑容。咔嚓！《中国建设》‘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栏目登载了这张照片。”——《纸老虎》

“在毛的接班人林彪面前……安杰罗说了很多的‘圣’字，元帅的脑袋像话剧里的男仆，元帅只是盯着他看。几年后这位元帅从蒙古的天上摔了下去。最后那些人把安杰罗塞进一个‘西方友好代表团’，他见到了那个代表红太阳的大人物：坐在铁木龙椅上，穿一身裹得紧紧的绿军装，小小的脚上一双发亮的皮鞋，身材有点臃肿，一双带点粉色的手，不停地把淡烟草制的香烟送到嘴边，安杰罗的代表团被送进接见大厅，安杰罗后来告诉你哪个大厅让人想起巴黎美丽城的一家中国大餐馆，东方红的音乐刺耳地响了起来，‘东方红，太阳升’太受不了了……安杰罗昏倒在地”——《纸老虎》


▲ 罗兰和其中译本译者孟湄在读者见面会上

不过在回国后，罗兰并没有跟其他同志讲出自己在中国看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他的革命热情比去中国之前更加高涨。

在时局带来的失望中，个体的讳莫如深变得无足轻重。罗兰说，他和同志们发现，自己曾经同情和支持的所谓“第三世界”，“后来干出来的更多是专制、种族屠杀和宗教战争”。他说：“我们从中很难看出人类的进步——即便是那些非常不公正不平等的殖民枷锁被打碎了。比起那些过去被我们称为‘革命暴风骤雨的地带’，过去的帝国主义大本营国家里反而存在更多的自由甚至社会权利。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在任何地方实现。”在罗兰看来，这就是历史的讽刺。

罗兰如今年近古稀，回顾往昔岁月，他身上更多的已经是冷静和理智：“现实比我们那时候所以为的要遥远得多。我觉得毛和其他革命者一样，得到权力以后就没了基本把握。谦虚，人如果失去它就不可能对自己提出质疑。但是如果要永远作一个革命者，就应该质疑自己。”不过，在他的心里，曾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毛，仍旧称得上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家和实践家。

有些时候，罗兰甚至难以相信，自己经历过如此激情错置的年岁。对于那段时光，他充满了纠结与矛盾，“那时候我们有一种热情，一种理想主义，一种对未来的信心，那是自己在参与推动大历史的感觉。对这些我都十分地怀旧。但我并不是一个无条件欣赏自己过去的人。我们那时候也很无知、天真、宗派林立、充满暴力。”

罗兰觉得，中国的老红卫兵们在追忆过去之时，大概也有同样的心情。

（作者为“参差计划”内容主编）

★ 本文基于作者对奥里维埃•罗兰的专访，由作者授权发布，如欲转载请先联系本微信号。★